记录在古籍中的真实故事清初发生在山东郯城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有一部代表作品《王氏之死》。这个王氏，是清初山东郯城的一位普通女性，普通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她的故事，是因为她死于谋杀，而且，案情比较波折，所以判案的官员把它记录下来了。

年代末，也就是大清顺治年间，康熙皇帝继位的前一年，王氏嫁给了任某，婚后，住在郯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很穷，家里只有一个房间，两个人席地睡在草席上。任某自己没有土地，靠给别人帮佣来维持生活。平时，王氏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底层农民的生活，大体如此，也很难会有什么变化。然而，他们结婚几年后，王氏突然跟另外一个男人跑掉了。

那时候，已婚的妇女逃离丈夫，是犯罪，要受刑的。王氏逃跑，这就成了逃犯。你想想，这一路上，他们得有多艰辛。他们为了躲避追捕，大概不敢走大路；他们也雇不起轿夫或者马车，所以只能徒步走。要知道，王氏是裹了小脚的，这样赶路，吃得消吗？

就算扛得住路上的辛苦，他们又能去哪儿呢？他们可能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邳州。去邳州的路上都是山路，容易躲避追捕，但是路上土匪横行，很不安全。或者，他们可以逃到郯城。路上相对安全，但是如果没有亲戚在城里，很难进城。就算他们侥幸潜入城里，投宿到旅店，很容易遇到黑店。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乱和饥荒，邳州和郯城都是哀鸿遍野，就算逃到那里，他们也很难生存。相比之下，马头镇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这里经济恢复得比较好，像他们这样脱离主流社会的难民、逃兵、逃犯，更好找到容身之地。不过，他们还是要时时担心被人举报，只能战战兢兢地生活。

你看，跑路，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已经很难了。更惨的是，王氏很快又被情人抛弃了，可以想象，她是多么孤立无援。古代中国，女人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王氏一个流落在外，只能去别人家当仆人，或者沦为妓女。但是，王氏没有这么选，她又回到了家乡。但是她害怕丈夫，不敢回家，就躲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所道观里。

没过多久，丈夫任某听说王氏回来了，跑到道观来要人。正巧，那天任某的邻居高某也来道观上香。任某责问道人：为什么把他的妻子藏在这里？高某听到，觉得任某不讲理，就想替道人分辨两句。结果惹得任某更生气了，两个人吵了起来。高某气得扇了任某两个耳光，任某没敢还手，骂骂咧咧地走了。

眼看闹出了事，道士也不敢收留王氏了，把她送回了任家。王氏是逃跑，犯了法，任某可以把她送到官府，也可以把她卖了，但是任某没有这么做，他买了一张新的席子，铺在了他们的床上。这个举动看起来平常，但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可能连这样一张新席子都没有。这个小小的举动背后，是多么让人心酸的温情。

几个月后，一天傍晚，有邻居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吵架。就在这天晚上，王氏睡着之后，任某用双手掐住王氏的脖子，把她杀死了。那天，外面下着大雪。任某冒着风雪，把王氏的尸体扔到森林里，然后回到家，锁上门，上床睡觉了。记录案件的档案里说：天气太冷了，王氏被人发现的时候，她死去的脸上，还保留着一分鲜活的颜色。

第二天一大早，任某和父亲一起来到郯城县城的知县衙门。他不是来自首的，而是来告状的。他说，王氏和高某有奸情，高某杀了王氏，高某就是之前在道观打了他的那位邻居。

任某之前在道观受到高某侮辱，现在诬陷高某，是为了报仇。哪怕只是让高某被关上几个月，受受罪，他心里也能平衡了。因为当时的监狱很黑暗，狱卒会折磨犯人，比如用水浸泡他们的铺盖，还会强迫他们交保护费。只要进了监狱，高某的命就等于丢了一半。

任某得逞了，高某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但是，高某没有屈打成招。判案的官员黄六鸿初步判断，高某是被冤枉的。为了查明真相，他来到任某住的村子，审问邻居、检验尸体，可还是没有头绪。凶手到底是谁呢？

黄六鸿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派人把任某和父亲从牢里押到城隍庙，铐在柱子上，让他们在神面前反省；同时偷偷安排一个家童躲在城隍庙后面的小房间里，记录他们说了什么。这可以说是古代官员惯用的一种伎俩，利用人们对神仙鬼怪的畏惧，来解决现实问题。第二天，家童告诉黄六鸿：任父不断问儿子王氏是怎么死的，可任某一直没有明确回答，也没有再谈到高某。他只是一再地说，自己该死。等到黄六鸿再次提审任某的时候，他就招供了。

根据大清律法，任某和父亲诬陷别人，理当处死。但是黄六鸿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大的转圜空间。第一，任父不知道儿子的罪行，而且他已经年过七十。第二，任某没有子嗣，他死了，任家的香火就断了。第三，高某确实不应该打任某。第四，王氏背叛丈夫，不守妇道在先，在古人看来，她死有应得。

最后，黄六鸿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任父被判无罪。任某要受重刑，他会被重杖责打。黄六鸿之前在公堂上打过两个囚犯，一个过了三十天死了，还有一个过了十天就死了。但是，任某还是有活下来的机会，这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同时，黄六鸿还判高某来支付王氏的安葬费。这个判罚其实还挺奇怪的，高某明明是被冤枉的，怎么还得掏钱呢？黄六鸿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教训高某，让他不要随意扇人耳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民心。那个时候人们相信，枉死的女人会化身成恶鬼，一直在村里游荡。

我们一般认为，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外力影响，但是我们经常忘了，个人的选择背后，往往有一个更丰富的因果背景。看似自由的选择，永远嵌入在这个因果背景里。史景迁对王氏的故事感兴趣，正是因为，追问王氏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能顺藤摸瓜，看清楚它背后的因果背景，看到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郯城的故事，从一句诗讲起，再贴切不过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开头。”这是年诺贝尔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的作品。

据《郯城县志》的作者冯可参估计，在明末，郯城人口一度超过二十万，到了清初，就只剩下六万左右，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这十几万人，有些死于明末的白莲教起事。年，白莲教在山东开始造反，引诱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家叛乱。大多都死在争斗中，或者陈尸山野了。到年代，郯城又赶上了各种天灾，整整一个夏天的干旱之后，又来了蝗灾，摧毁了所剩无几的小麦，死了更多的人。黄六鸿刚到郯城上任，去附近做调查，发现村子里有一半的人不是逃跑了，就是死掉了。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郯城却没有喘息的空间。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各个乡和县每年是要向国家缴税的，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些灾难减免郯城的赋税。郯城的经济主要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这时候，人口突然减少了一多半，土地都没人耕种，更别提缴税了。直到年，郯城已经连续十三年拖欠税款。

赋税重，人们会想尽办法钻空子。地主用各种方式来逃税，比如降低土地的评级，甚至让自己耕地从籍册上消失。地主不光自己想办法逃税，还会让农民投靠他们，一起逃税。但是每个乡，税额的总数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样一来，那些没有靠山的农民，赋税就更重了，甚至能翻十倍。他们根本付不起。

年春天，本来就很困难的郯城，又迎来了蝗灾。上任不久的黄六鸿被逼无奈，决定下手整治。他请两位征税官员出面作证，指控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逃税。这两个人正因为收不上税，感到很绝望，就同意了黄六鸿的请求。但是，那个地主居然派人把这两个官员狠狠地揍了一顿，还威胁其他人，不让他们来做证。最后，由于没有证人，这个案子就被搁置了。

这就是王氏生活的郯城，底层社会的贫困混乱，和底层农民的悲剧。社会秩序和妇女的处境更加悲惨，郯城的社会秩序很混乱，盗匪随着天灾人祸而来，家庭和邻里之间的争斗也是常态，儒家伦理在这里几乎失效。这就是为什么，任某会为了小小的口角诬陷高某。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妇女的处境就更悲惨了，她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王氏虽然逃跑了，但是她最终发现，自己其实无路可逃。

经过这样一层层地推进，郯城人普遍的绝望情绪自然就涌现出来。当地流传的歌谣说：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这些人会说，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这是个吃人的社会。生活在这里的底层农民，只能在穷困中挣扎，唯一能有的念想，就是能活下去，把王氏故事放回到这一系列的因果背景里，她的悲剧就有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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