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北方钱票规范管理的主体是什么,乡

引言

在众多的钱票发行者中，商会是不得不提的。但商会并非像钱庄、商号等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是基于行业协会之上的区域综合协调管理机构。因此，在民国时期各地方独立的发行体系之中，商会居于政府与商业部门之间，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并且商会的作用每到金融动荡或政局不稳时期往往表现得更加突出。

北方钱票的规范管理

最初的商会是规范钱庄、商号发行的管理机构。各县商会对钱票的规定差别较大。20年代山东淄博钱庄发行钱票由商会统一管理，规定发行者要具备两家铺保，发行量不得超过资本的半数，并且向商会申请，钱票上印有商会备案，承保盖章这八个字，才能够得以发行。

山东省牟平县于民国十二年，经商会拟定具体章程，呈请县署核准之后，由钱商取具不动产抵押，以及二人以上之保证，经过商会审查许可，加盖印证，始得照数发行，此次印发之数，高达八十万缗。

山东威海凡有元以上资本的商号均可发行纸币，共有家，金额高达多万元。这些商人生意一时蚀本，则立即闭号潜逃，将负债转嫁于劳动人民。后来商会规定：只准按资本的百分之十五，并经商会盖章及有三家连环铺保者，才能发行纸币。郯城县二三十年代商号出门头票，马头镇等五镇出票约有80家。县城商号所出面额多为0文，马头镇则大多为文。都须向当地商会注册登记，验讫发行。

抗战爆发前，河北新保安镇16家商户发行小票。各字号小票由商务会统一到北京印刷，并使各种字号的票面在社会通用。对哪家商号印多少金额由商务会决定发行量。同时还有规定在流通中如有的小票损坏不能再用，经出票商户整理后送交商会监督焚烧。发制小票的商号如有倒闭，商会负责督导商户兑换收回。如有亏损过大，均由各大商号共济分担。这是商会管理成功的事例。

各地商会在管理发行钱票方面因地而异，尤其是乡村地区不在商会管辖范围之内，钱票更是漫无限制。年前后，河北藁城县通行货币有银圆、角钱、毛票、铜圆、制钱数种。毛票因管理不善等原因扰乱了秩序。年底山东牟平县不在商会范围以内之乡区，仍然自由发行钱票，大多不是点现，而是以票换票，即折价付钱。

20世纪30年代农村钱票数量猛增，除上述商号发行外，商会新由管理者变成直接的发行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起初，商会发行多系临时性质。根据年调查，山东济阳县市面流通山东财政厅发行之角票及本县商会发行临时救济券一角票、二角票两种。

从年到年法币改革前，河北省由县商会负责发行救济券银角票和铜圆票的县有：蓟县、曲阳、宁晋35个县。年昌黎县商会亦发行银角票。还根据现在实物，还有年南宫县商会临时流通券，年蔚县白乐镇商会铜圆存款证，年故城县郑镇商会临时流通券吊票，年涿鹿县商会铜圆票。总之，法币改革前后，河北省由县商会发行纸币的，有据可考的共计45个县。

商会是一个介于官商之间的中间角色，在官商间敷设了一条由此及彼的渡槽。县镇商会还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政策传导的枢纽。商会在官商、城乡之间专司协调之责。年9月，山东省财政厅就钱业发钞问题发出训令，要求各县对相关商号严定票额、充实准备金及取具联保等。

次年，临朐县商会发行的钱票背面印有《临朐县公署核准备案出票简章》十条，大意为出票商号需交抵押品于商会，且由两家以上殷实商号出具保结，经商会注册统一印制钱票，资本在三千元以上的城镇商户，发行额不准超资本半数，随时兑现，不得折兑现洋等。这是县商会为执行省财政厅训令而出台的实施细则，也就是说商会参与了政府货币政策的传导。

乡村自理币制

乡村自理币制的出现使得二三十年代后期北方钱票转向以地方票为主。在金属货币制下，中国币制特点是大额用银，小额用钱，并派生出对应的信用纸币银钱票。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下，北方多用铜钱与钱票。其实经济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城乡之间，在北方乡村是铜钱与钱票的天下。民元以后，广大农村以铜为本位的币制渐遭破坏，币制常有改变。这是乡村自理币制产生的背景。

民初，河北南皮县铜圆畅行，制钱绝迹，民国十年以后，行使当二十铜币，当十铜币又渐绝迹。社会生活需求日繁，百物腾贵，银币之价又由一吊五六百文增至八吊。年，河北清苑县自民初以后当十铜圆渐少，仅存当二十铜圆一种。溯自民国十年以前，每银币一元易二百数十枚或易三百数十枚，后期已增于四百枚以上。铜圆日贱，物价甚昂，人民之痛苦是可见的。

军阀时代，兵燹频仍，既无长久之政权，岂有稳定之币制？币制不稳，则币信不存。年《东方杂志》提出自由货币运动，倡导每年由发行局换一回新货币，人人必尽量使之迅速流通，以减少因政府滥发货币而招致购买力下降的损失。

年，该杂志载文称，币制紊乱至今已经到极点了，改革一次，就增加一批新币，而旧币依然流通。其他省份劣币横行，更不堪言，以致造成无币制的现状，全因政府执法自扰所致，于是发出币制非国民自行整理不可的呼声。

张通宝认为湖北市票在20年代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官票、汉钞等合法货币失去了信任并大量退出市场，给市票的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时南北情况一样，由于毁钱铸铜，大量外运，造成青岛市面辅币短缺。年前后，青岛红石崖、塔埠头等处，有和记、怡祥恒等18家，私自印发钱票在市面流通。这是国民自理币制的实践。

鉴于国家币制已混乱不堪，河北高邑于年由商会负责，择本地殷实商号，再觅连环铺保，察看资本后发行了一角、二角这两种兑换银币、辅助铜圆，方便商民的角票。万全县年前，纸币告终，现银枯竭，交易行为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殷实钱商十家相互担保，各出铜圆票若干之举，用来市面流通，补现银之不足。商会在乡村自理币制运动中已实际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

抗战爆发后，北方大部沦陷，一时政权真空，无币制变成了无币状态。由商会等牵头维持正常经济秩序，造成一地纸币激增就不足为怪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方钱票在30年代后期猛增了。

时局变幻伴随着钱票滥发。七七事变后，蓬莱县县长董兆缙携款潜逃。各乡镇士绅名流、商会集合于县城，组建蓬莱县临时政府，由县商会于年8月，印发了10万元实为钱票的蓬莱区商公益会借款条。商会担保，又从未兑现。次年2月，该票因县城失陷而罢废。

在民国北方农村钱票实物中，还有一种由地方政府发行的钱票，如县政府、财政局，甚至镇公所、合作社、村公所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是由士绅把持，发行小区域流通纸币。如年费县县知事董大年的费县临时通用钱票和费县钱票，可做完粮纳税，征收田赋丁银之用。该票到年抗日民主政权发行北海币后，才退出流通，行用十余年。

-年间，山东各县地方政权发行的钱票还有：临清县农民流通券，寿光农民钱局角票，寿张县田赋印收，淄川县地方救济券等。这些钱票大都印有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可见是乡村自理货币之上层。

在地方政权的庇护下，一些地方县票与乡票各行其道。山东泗水县在年、年，两次发行泗水县流通券。前者为县财政科长李延年发行，后者是县长于会民发行，有票面1角、2角两种。其间，李延年准许各私人商号发行乡票，全县还有81户铺号发行乡票。

20世纪30年代乡村货币上层最典型代表当属河南宛西自治纸币。年彭禹廷的镇平农民借贷所纸币，年别廷芳的内乡县地方金融流通券。同一时期，阎锡山在忻县等16县，成立县、村两级信用合作社，发行信用合作券，将纸币推行到县下各村。

结语

总之，政府币制无法树立币信时，才有国民自理币制的要求。大中城市地处统治中心，现代银行等金融机构密集；相对落后的广大乡村，政府统治力量薄弱，才有自理币制的可能。有人把与地方权力相关的钱票称为地方票，小区域货币之所以屡禁不绝，进而登堂入室，地方票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