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伟丨故乡的旧时光散文

故乡的旧时光

文/冯连伟

那一条长街巷陌，

换了几回过客，

只有时光还执着，

偷偷地藏在角落，

夜色中擦肩而过。

——瑶色沉歌《故乡二》

远远的那个小山村，是我魂萦梦绕的故乡。

多少次深情地遥望，我难忘的故乡。

村东的河是否还清澈见底？村前的水汪可还被芦苇环绕？

村中的那盘石碾还为婶子大娘碾出面糊糊吗？村西头的打麦场还有栖身的地方吗？

游子走多远，相思就有多长，难忘我的故乡，难忘故乡的旧时光。

故乡村东的那条河

思念故乡，总是梦到村东的那条河。

我的故乡位于沭河西岸，村中的林场一直延伸到沭河边，村子的东头为了防洪有一条河堰，村里人都把依村流淌的沭河称为东河。

如果说沂河是临沂人的母亲河，沭河也是沭河流域人们的母亲河。

沭河，发源于山东省沂山南麓，同沂河平行南流，过郯城县入江苏省。沭河上游流经鲁沂山区，地势较高、坡降较大，下游流入沂沭平原和苏北平原，遇有连日大雨易形成山洪暴发，造成下游险情或酿成水灾，有“沭水十年九祸”之说。

早在战国时期的著作《周礼·职方氏》中就有记载：“正东日青州……其浸沂沭。”意思是正东地区是青州，那里有沂河和沭河可供灌溉田地。

根据村史，我们村建村于秦汉之际，现在想来多年前的老祖之所以要在这里建村，与相隔不足千米的沭河应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冯家老祖元末明初来到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子孙也应是看到了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我家的老宅就在故乡的村东头，我家老宅的后面就是老村建的围墙的东大门。听老辈人讲，我村的围墙是年的大年初一那天才推倒的，此后集全汤河公社的劳动力沿沭河建起了保护村民防止洪灾的河堰。

小时候对河堰、河堰的出入口——闸门、河堰下坡的芦苇荡、芦苇东侧的林场、林场东侧的河（沭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娘活着的时候经常对我说：“天下的爷娘疼小儿，你出生不到一岁的时候，夏天蚊子多，你爹就抱着你到河堰上乘凉，还要用一只手抚摸着你的身子，怕蚊子咬着你，一直等到夜里不热了，你也在你爹的怀里睡了，才把你抱回家。”

爹一直非常疼我我是知道的。我记事的时候，每到夏天，爹就手里拿上一张芦席，带上一个蒲扇，牵着我的手到河堰顶上乘凉去。躺在铺着芦席的堰顶上，眼睛看着满天的繁星，爹用他掌握的不多的天文知识让我识别天上的牛郎星、织女星、天狼星、北斗七星……印象最深的是爹让我辨识北斗七星，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因为这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古代舀酒的斗形，所以我找不到牛郎星和织女星，但每次都能找到北斗七星。后来上学了，老师也教了关于星星的儿歌，爹再带着我去乘凉的时候，我也给爹哼两句：“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亮晶晶……”

故乡的林场对我是极具诱惑力的，我记事的时候还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因此这个林场属于我们后坊坞大队所有，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这个林场的诱惑力就在于这里是种植瓜果、花生、板栗的集中区。

整个林场被从河堰闸门下延到沭河边的一条小路分割。每当透过用花椒树形成的“围帐”往林场里看时，那些挂在果树上的桃啊、梨啊、杏啊、板栗啊等等，真是让人垂涎三尺，特别是到了秋天，在村里的耕地上收割的主要是水稻、玉米和地瓜，林场里大片大片的花生和黄豆。要知道那时看着从沙土里起出的花生，提起秧子只要一摔，那粘在花生上的泥沙就自动地都掉下来了，看到的是青秧下的一堆抱团的花生兄弟。

河堰下边最让我怀念的还是那一片芦苇荡。这片芦苇荡面积不少于一二十亩，常年有水，春天遍地的芦苇发芽时，从地里似乎一夜间来到了阳光普照的大地，展叶、孕穗、开花、成熟，从春三月到冬十月：“浅水之中潮湿地，婀娜芦苇一丛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余亚飞）。除了端午节前采芦叶、秋冬时节摘芦花，这片芦苇荡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到这里逮鱼捉鸟了。

每到炎热的夏天，我们这些男孩子放了学就不约而同地回家拿铁锨的拿铁锨，拿铁盆的拿铁盆，也有提水桶拿泥盆的，目的地就是东河的芦苇荡。密密麻麻的芦苇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多种鸟儿在这片它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垒窝繁衍它们的后代，偏偏碰上了这些调皮的男娃子，两三个人一组深入芦苇荡腹地，只要发现了鸟窝一定要弯着芦苇把鸟窝扒下来，有时我叫不上名的鸟儿正在窝里“抱窝”呢，被我们惊吓出来，围着鸟窝看着窝里的鸟蛋心疼地叫个不停。扒完鸟窝就是选取芦苇荡里一块有水沟的地方，用铁锨铲土围起来。然后用盆把水一盆盆地舀出去，然后逮一些鲫鱼、麦穗子鱼、鲶鱼、钢针鱼等，回家改善一下生活。

如今回到故乡看一看，政府已经投资在河堰顶上修上沥青路了，村民们富了，在河堰顶上跑小轿车了；河堰坡下的芦苇荡已经不见踪影了，据说为了增加耕地，把芦苇荡消灭了，国家有退耕还林，怎么就没有提倡还这片芦苇荡呢？林场的体制不在了，现在已经被人承包了，果树的品种主要是桃树、苹果树、山楂树。和过去不同的是村里的公墓林安在了这里，让这些逝去的先人每天得风得水得太阳，我的老祖和我的爹娘也都在这里安息。

前汪和西汪

村子不傍水库和湖泊，村中的两个水汪却让我念念不忘。

故乡有两个汪，村南的乡亲们都叫它“前汪”，村西头有一个狭长的汪，我们就叫它“西汪”。

村南侧的汪之所以叫“前汪”而不叫“南汪”，是因为“前汪”位于村子的东头，所有冯家的子孙建的房屋都在这个汪的北侧，也就是汪在住宅的前面。

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这两个汪，刻在我脑海里的就是小时候在前汪里洗澡捉鱼；冬天和伙伴们到西汪结冰的冰面上溜冰打陀螺。

不知道这两个汪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从我记事时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两个汪造福于全村的老百姓。村庄里的房子过去穷的时候都是泥土打成的墙，夏天是最怕水浸的，因此所有住家的雨水不堵不积及时排出至关重要。我印象最深的家家户户的院墙上，在大门槛的一侧都有一个院内往外排水的水沟门，这个门就是一条小水沟，一定要通到巷子里的大水沟，村里所有的水沟最终都就近通往“前汪”和“西汪”，所以，过去雨水虽多却由于排水通畅，从没听说哪个百姓家房子被雨水浸倒了。

我家的老宅就在前汪的北侧，离前汪涯只有二三十米远。我小时候学的“狗爬式”游泳就是在这个汪里学的，那时汪里的水可清了，“前汪”的周围都是芦苇。每到夏天，我记得二哥就用紫槐条子和蚊帐布编成一个“端鱼网子”，在网子的中间要放上死鸡肠子或一种槐树上的长虫子用高粱杆翻开虫子的肚子，作为鱼的诱饵，越是下雨的时候时机越好，不怕死到网里吃的主要是麦穗子鱼。二哥每次到前汪去“端鱼”的时候，我都踊跃地跟在二哥的身边去做帮手。

那时候生活贫穷，我和二哥夏天穿的凉鞋都是父亲在集市上用小推车胶皮轱辘的胶皮做的，穿在脚上稍不注意，如果一脚踏在小石头上就容易滑倒。

每次二哥端着他自制的“端鱼网子”往前汪走的时候，娘边给我往身上穿蓑衣边说：“你说你非得跟着你二哥掺合啥？他不怕掉水里淹死你也不怕？”娘说完了还是又疼又气地去找个芦苇编的斗笠（我们俗语叫席夹子）递到二哥手里。

夏天下大雨的时候，我们用自制的“端鱼网子”端的都是些小鱼，要想逮一条大的鲢鱼之类的，则要等到“翻汪”的时候。

那时候，到春天，大队革委会都要集体购买一部分鲢鱼类的鱼苗放入到汪里，因此汪里的鲢鱼这些大鱼就是集体资产。平时老百姓熊娃子到汪里逮些小鱼小虾是没人管的，但如果去逮汪里的大鱼就是偷盗集体资产了。

小的时候不知道“翻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知道“翻汪”的时候，汪里的大鱼小鱼都伸出头浮在水面上，听到一片“咂咂”的吸水声。现在知道应是汪里深水缺氧时，逼得这些原在深水里畅游的大鱼小鱼都不得不露出头来浮到水面上多吸点氧气好保命。

每到“翻汪”的时候，村里的人能去的就都去了。小孩子是看热闹，大人们则拿着个铁锨站在汪涯上，大队干部们则各有分工围着整个汪转悠。大家看似都站在汪边上在看汪中的鱼，其实目的各不同。拿铁锨的大人是在选准时机选准对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铁锨下去可能就有一条大鲢鱼送命了，然后趁着大队干部不在身边，这条鲢鱼就成为胜利果实被带回自己家了。当然大队干部则是履行保护集体资产的职责，阻止更多的人把铁锨拍下去。

因为“翻汪”逮鱼，我小时候听大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老殿洋逮鱼——半条。”“老殿洋”的全名是冯殿洋，是我本门三代内的二叔，一生未娶，和我五奶奶一起生活，耳朵又聋，大家都很同情他关照他。有一次前汪“翻汪”的时候，他也拿着铁锨去了，那一次我这个二叔很幸运，一铁锨铲下去，不仅铲到了一条大鲢鱼，还把这条鲢鱼给铲成了两半，我这二叔紧捞慢捞最后捞出了半条鱼。他不仅不怕大队干部给他没收了，一路往家走逢人就说：“我今天逮了一条大鱼”，人们仔细一看其实是半条鱼，于是“老殿洋逮鱼——半条”便很快在我们村东头传开了。

村里的“西汪”非常狭长。前汪和西汪是不同的，前汪北侧生活居住的都是我们冯姓家族的穷人，因此前汪周围都是栽的芦苇；村的西头都是诸葛姓的富人，西汪的南岸是一条通往村外的小路，汪的北岸则栽满了柳树、槐树、杨树等各种树木。我们村里的耕地都是在村子的西面和北面，我们俗称“西湖”和“北湖”。

年“打恶霸斗地主”的时候，打斗的全是西汪周围的诸葛姓，因为地都是他们的，冯姓子弟都是给他们扛活的。后来政府划“成分”的时候，冯姓全部是贫雇农，连个“富农”成分都划不上，诸葛姓的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曾经因为上小学填家庭出身“贫农”而自豪过，而现在想来，冯姓子孙是有欠缺的，看看冯家的祖训也是有“厚耕读”三个字的，只是后代子孙落实老祖的家训不够得力啊！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在本村草屋的土台子上上学的。那时都是各人自己从家里带“一个小木板头”当坐凳，简单地说就是一块木板下面钉上了四条腿。我们村子不大，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只有多人，我上学的七十年代初也只有人左右。我上了两个一年级，也就是2至4个年龄段出生的人一起上一年级，所以我们班有20多人。给我当老师的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换了三个老师。现在想来，这三位老师的文化水平谈不上有多高，最高水平的我应给他叫大哥的老师就把“谆谆教导”念成“哼哼教导”，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马上在课堂上站起来说：“老师，你念的不对，不是哼哼教导，应该念谆谆（zhūn）教导。”我的大哥老师当时真是非常尴尬，为这次事对我很有看法。他是我本门大姑的儿子，所以他也不能一辈子记恨我。

那时小学教室就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我们上体育课就是到村西头的打麦场里。大冬天的，我这个当班长的在老师的安排下，穿着棉袄棉裤带头在打麦场上“跑圈”，最振奋人心的就是我领头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可是比谁的嗓门最大声音最洪亮的时候。

冬天放学以后是不直接回家的。俗语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越是三九四九天寒地冻的时候，一放学我们就像撒了欢的一群野狗直奔西汪而去，有的溜冰，有的打陀螺，也有的用石头在冰上试图残个冰窟窿，鱼儿在冰下缺氧缺得厉害，有时一旦残出个冰窟窿，还真有求生的鱼儿伸出头浮在水面上试图多吸几口氧气，但它们也往往就成了我同学的俘虏了。

现在回故乡看一看，两个汪都不是原来的旧模样了。前几年村里忽然上马了一批“塑料颗粒厂”，全国各地的塑料垃圾、水泥袋子成大车地一车一车拉到这个小村庄，村里的男女劳力齐上阵，用了没有两年的时间，用这两个汪的水去冲洗这些垃圾袋子，硬硬地把西汪填平了，前汪也还剩下了一半。

汪填平了，灾祸也就来了。

“塑料颗粒厂”最兴旺的时候，周末我回家看到的是村里的大街小巷都是晾晒的塑料袋，婶子大娘一点保护意识也没有，肝肺都被垃圾污染，于是村里年轻轻的劳动力相继得了不治之症，婶子大娘挣的那点辛苦费也不够拿药治病的。一个不足千人的村庄一年去世了18人。老娘给我打“三儿啊，你再不让人管管，我们这个村的人撑不住这个死法啊！”

过去从未想到依河而居的故乡因污染而祸及乡亲们的生命，所以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啊！

父亲喂牛

耕牛的形象在我的少年岁月里占有很重的分量。牛是“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与我则是“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

小时候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牛倌，故乡的老牛也是难忘的。

农耕时代，耕牛地位的显赫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就制定了“厩苑律”，规定每年的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管子时代不讲“喂牛”和“饲养”，而说“饭牛”。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当了明朝的皇帝后，禁杀耕牛成为明朝的传统。

我出生的年代还是人民公社时代，耕牛依然享有特权：耕牛当时受到刑法保护，凡是擅自屠宰耕牛或者偷盗贩卖耕牛的行为均会以破坏农业生产入罪，被判处徒刑。各生产队都建有牛屋，为耕牛过冬之用；建有牛棚，为耕牛过夏之用。此外，一年四季都备有充足的饲料粮、鲜草或大堆的草料。

生产队的饲养员不仅德高望重，还要懂牛的脾性、牙口。无论是“喂牛的”，还是“使牛的”都是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社员信得过的人。

父亲从汤河供销社又下放回村成了一名农民后，就凭着他与世无争忠厚纯朴的为人成了一名“牛倌”。父亲对喂牛看得无比的重要，他和我本家的一个大叔同为饲养员，两个人经常是排班晚上要睡在牛屋里的。

父亲喂牛，我从记事起就培养了对牛的深厚感情。地里开始长青草的时候，二姐就开始带着我到田间地头，到路旁去割青草喂牛，然后到生产队的牛栏旁专门去放草料的地方过秤，一方面让牛吃上了新鲜的青草，我们也可以挣工分。我的左手食指至今还留下了一个刀痕，那就是小时候割满了一提篮青草，用镰刀把缠着提篮系背着这篮青草往回走的时候，镰刀把和提篮系脱开了，后背上的篮子掉到了地上，我也一下子摔倒了，镰刀恰巧触碰在我左手食指的关节骨上了。当时真的是鲜血直流，疼得我大哭大叫，二姐也吓哭了，担心我的手指头被镰刀剁断了，领我到村卫生室包扎时，赤脚医生说伤着骨头了但没断，让我和二姐都松了一口气，但这道疤痕伴随了我几十年并将一直伴着我在人世间的岁月。

割青草最有趣的是可以逮蚂蚱。每次去割青草的时候，从家里都要带上一个小玻璃瓶子，逮的这些蚂蚱主要用途是喂鸡；如果从鸟窝里有逮的小麻雀，也要用蚂蚱喂鸟；如果幸运逮到了比较大的蚂蚱，则拿回家让娘给烧熟了成了自己的口中美食。

夏天是青草最茂盛的时候，麦收结束以后，生产队里号召大家集中去割青草，要求大家在下午集中交到生产队以前都要到“前汪”里摆干净。我们这些男娃子就成了洗青草的主力，浑身光滑滑地下到汪里，边洗青草边洗澡边打水仗边摸鱼。有一次被汪里的玻璃渣子把脚心扎破了，从那以后再下到汪里就不敢放肆了。

夏天牛棚里的耕牛不下地的时候，我就和小伙伴们去逮喝牛血的“杀牛虻”。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杀牛虻”这种昆虫的学名是什么，但我亲眼看到的这种昆虫具有很强的叮咬吸血能力，我们俗称的“水牛”皮肤应该是很厚的，但“杀牛虻”成群地飞到牛身上后，把大水牛叮咬得浑身难受，又抬腿又摇晃尾巴试图赶走这些害虫，但它自身力量有限。每到放学，我就相约伙伴们去牛棚里逮这些害虫，既把这件事上升为一个娱乐活动，又解除了耕牛的痛苦。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队的耕牛被分到了农户家中，牛屋和牛棚也都被拆除。现在回到故乡已经找不到后来生产队的牛屋和牛棚的踪迹了，现在在过去的旧址上是建起的老百姓的住房。

父亲已逝20多年，留给我的是他当牛倌时被评为大队“先进生产者”的一张张奖状和他对国家对土地对耕牛对儿女那颗赤诚之心。

弯月如钩星斗漫天的夜晚，总是勾起我对故乡旧时光的回忆。

故乡，我的故乡，离开了已经很久，思念的影子却越来越长。

故乡，我的故乡，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是我心中最亲的地方。

故乡，我的故乡，梦里相思梦里回……

冯连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阅读》《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绿洲》《中国报告文学》《当代散文》《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杂志；有作品选入各年度散文选本，曾获山东作协颁发的《时代文学》年度散文奖、《齐鲁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散文大赛等若干奖项；著有《静水深流》《真水无香》《似水流年》《掬水留香》《水，在说》等散文集。